电影正步入一个被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的创作时代。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很多项目都在积极展示AI对影视行业改变，从“未来影院”的想象到“AIGC”生成内容的兴起，科技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熟悉的视听语言，人们看电影、拍电影、演电影的方式都在改变。这场电影与算法共同上演的“对手戏”中，演员该如何自处？在技术狂飙的背后，演员作为创作者和体验者，又该如何坚守存在？我们邀请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扈强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沈嘉熠教授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编者

数字人角色是对传统表演的补充而非替代

沈嘉熠（以下简称沈）：数字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数字人主播等应用已进入观众视野。您作为资深演员和导演，创作并参与过多部经典作品，想必对数字人表演持有理性的态度吧？您认为数字技术对演员的工作是否有冲击？

扈强（以下简称扈）：我始终认为，技术只能在部分领域完成功能性替代。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拓展了表演的创作边界。相对于舞台，影视表演要求演员对人物表达更细腻、更真实，因此数字人角色依然要靠真人演员驱动，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CG角色，就需要真人演员的动作和表情捕捉技术。

从这个维度来说，数字人角色是传统表演跨媒介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例如，在电影《阿丽塔》中，动捕技术精准地捕捉演员精微的细节，将人性的光辉注入到由数字技术创造的角色之中，这不是取代演员，而是极大增强和放大了表演的艺术魅力；再比如，《速度与激情7》在演员保罗·沃克突发意外离世后，运用数字技术让他在影片结尾“复活”——当然，这里涉及数字人的版权与伦理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深入探讨，但不可否认，技术为影视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赋能手段。

拥抱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追问：表演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专业演员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完成标签化、脸谱化的角色，而是要立足剧本创造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复杂情感的“人”。数字技术或许能在某些方面辅助创作者，但无法实现对“人性”的体察。

沈：特别赞同。数字人可以模仿外在的表演方式，却难以承载“人性的内核”，表演艺术尤其如此。有些演员被观众戏称为“行走的PPT”，这说明了他们表演的机械。好演员应该以自身为创作工具，对现实生活敏锐地观察、吸收、消化、变形和重组。他们从日常中提炼精华、捕捉被忽视的细节、甚至揭示矛盾，并找到独特的方法将其表达出来；另外，表演是非常个性化的艺术，同一个角色，不同演员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扈：是的，这就是演员所追求的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和谐统一。所以技术只能是工具，它无法替代不同演员完成不同的诠释。

沈：我知道您曾经塑造过很多优秀的角色，比如电视剧《白鹿原》中的田福贤——这个反派角色没有被脸谱化，而是立体丰满的，这样的表演创作我认为以目前的数字技术是无法完成的，或者说是无法生成的。您能否分享一些具体的创作体会？

扈：表演艺术的创作不仅是个性化的，而且还要依靠题材的创作基础和团队的创作氛围。

电视剧《白鹿原》的成功离不开原小说和改编剧本对人物的刻画，制作团队也保持着对原著敬畏的态度形成严谨的、互相激发的创作氛围，大家都齐心协力、精益求精。大部分演员都提前深入陕西农村体验生活，女演员学习纺线、做面食，男演员学习耕作，全员的肤色都晒成了黄土高原的底色，同时演员对规定情境和人物内心的挖掘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这些都是“术”，表演艺术真正的“大道”是要抓住人物的灵魂，是演员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创作转换与统一，这不是算法、数据能解决的。我们常说“有术无道止于术”，人的肢体、表情、台词甚至造型等都是“术”，是技巧，这些现在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做到；而对角色灵魂的把握，只能是演员通过自身体验而建构的，这样塑造的人物才是可信的、有温度、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的表演能非常“精准”地直击观众内心。为什么会精准？那就是演员能把角色摸透，抓住其精神内核，把自己揉进角色，在人物里重新活一次：比如《茶馆》中于是之先生、《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女士等优秀演员们，他们的每一个停顿、眼神都成为经典。这不是刻板的模仿，而是演员和角色的“灵魂合体”，是源自演员长久的专业训练、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是充满生命律动的。而数字人只是停留在“模仿”层面，相对缺一点“人”味儿、多了点“塑料感”，也许能完成叙事，但至少目前还打动不了观众，达不到“精准”。

新世代演员不仅是表演者，也是合作者与塑造者

沈：今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回溯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语言的每一次拓展，都彰显着其背后技术演进的驱动力，并深刻影响着表演审美。比如早期的无声电影，表演风格受戏曲（尤其是文明戏）的影响，舞台感很强，要求演员动作幅度大，表情鲜明，强调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戏剧性表达，以弥补无声的缺憾；到有声电影的发展，对白和演员表情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也随之兴起；再到后来宽银幕要求演员的表演更趋于细腻、精微的表达。那么到了今天的数智时代，影视行业对演员表演提出了怎样新的要求？

扈：确实，技术的不断演进深刻地影响着电影美学的发展。我认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演员创作的根基却从未改变，特别对演员基础训练和单人练习的素质要求大大提升，反而对手戏、多人戏、大场景没太大变化，因此从演员角度更要着重抓素质训练。

沈：素质训练是不是传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基础训练呢？

扈：是的，就是我们传统表演训练所要求的“真听真看真感觉”，要求演员像孩子一般的“轻信”和“想象”，尤其要强调最基础的无实物练习和单人小品。

在传统拍摄方式中，对手戏演员很重要，好演员之间会相互激发彼此的创作，比如《克莱默夫妇》中梅丽尔·斯特里普和达斯汀·霍夫曼在法庭的那场戏就是相互成就的典范。然而现在绿幕拍摄、动作捕捉等技术手段对演员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涉及虚拟场景或特效的拍摄，演员常需面对无实物、无对手、无场面等情况，这就要求演员达到真正的“当众孤独”，需要真正地有“对象感”，在虚拟影棚中要更强的“信念感”和空间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此外，演员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素养，至少理解制作逻辑，才能完成对最终视效的想象；至于针对动捕技术来说，演员则需要更强的身体控制力和表现力。

总体来说，尽管数字技术让一部分工作流程得以降本增效，但对环节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对演员自身却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沈：确实，当前影视剧制作多半都会涉及数字技术的工艺，这样当然能降本增效，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介入的作品良莠不齐，一些作品有很明显的“塑料感”，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扈：这问题我觉得是要回到艺术工作者对行业秉承的初心，特别是技术手段在不断升级，我们不能局限于“工匠模式”，而是要具备工匠的能力和对行业的忠诚度，同时我们更要有艺术家的思维和世界观。今天的艺术工作者要拥抱科技，要学会适应和驾驭工具，从影视行业来讲，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对镜头感、提示词的设计和对画面的审美不同，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在生成式视频中，创作者给出的提示词要非常形象，要具备对画面精准的描述能力，这也是今天艺术工作者要做的事。

沈：所以坊间有一种说法：“你是谁，你的AI就是谁。”退一步来讲，即使是生成式的表演也需要从大量优质的真人表演数据库中采集而成。

扈：对的，就像赛车一样，开车是一项普遍技能，但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应该是F1职业赛车手，我们需要了解车，去试错、去帮助工程师们提升工具的性能，然后驾驭车辆驶出完美的弯道漂移。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沈：您是科班出身，同时也长期从事艺术高等教育，面对新一轮技术浪潮，从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的角度，您认为需要坚守什么？又需要做出哪些突破和转变？

扈：坚守根基、守正创新至关重要。就如同前面讲到的，表演基础训练所强调的观察生活、想象力训练、信念感建立，以及台词功力、形体表现力等基本功，是演员创造角色的根本工具，也是驱动虚拟角色的灵魂，演员的基本功是适应任何技术变革的“硬通货”。

掌握表演技艺的同时，演员必须注重自身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历史等人文素养的积累，从而提升自己对剧本、角色、时代背景、社会议题的深度解读能力，以及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洞察力和艺术判断力。这些是演员应对复杂角色挑战、赋予表演深度的基础。

当然数字技术的新发展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像我前面提到的要有更强大的信念感、更精准的空间想象力，才能高质量完成表演任务。此外，演员应基本了解动作捕捉、表情捕捉、AI驱动角色生成/动画等技术的原理、流程及其对表演提出的新要求（如动作的清晰度、表情或肢体的分寸感、标记点的限制等），成为技术的合作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沈：是的。随着影视行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演员的角色正在扩展，他们不仅是表演者，也是“数字分身”的合作者或塑造者之一。表演很可能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如沉浸式戏剧、虚拟偶像、元宇宙社交场景等。因此，培养演员在跨媒介环境下的适应力、创造力和协作能力也很重要，这是艺术教育的新课题。

扈：同意。今天的艺术，已经迎来了全新的创作环境。我们要坚守的是表演艺术中不可替代的人文内核与技艺精髓，需要转变的是我们理解和呈现这些内核的方式与边界。数智技术浪潮绝非表演艺术的终结者，而是将其推向崭新高度的催化剂。未来的表演艺术教育要培养的是既能在传统舞台上闪耀人性光辉，也能在绿幕前精准传递情感；既能深刻体察人性幽微，也能理解数据流背后表演逻辑的“新世代演员”。我们鼓励年轻学子们树立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审美观，用数智影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这不仅是为了适应时代，更是为了引领影视艺术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生、创造无限可能的关键所在。

栏目主编：邵岭文字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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